他们为保障物价稳定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19-04-02 15:09

  2018年,改革开放历经了40年,中国人民银行走过了70个春秋。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深度变革之时,人们已经熟悉了迅猛的发展速度。当我们投身在日常复杂繁琐的业务里,潜心于复杂的经济数据与理论模型中,是否还清晰地记得来路?是否仍旧能够保持足够的客观与冷静?是否还具有革命前辈一样的勇气与智慧?是否仍旧记得初心?中国金融事业的初心在哪里?

  在战火纷飞的70余年前,为什么反动派当局货币通胀、物价飞涨、人心涣散,而解放区虽艰苦,但斗志昂扬、人心振奋。庞村会议、华北财经会议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财经制度的保障;董必武在印刷厂彻夜未眠,为新中国的货币发行鞠躬尽瘁;南汉宸行长为了新中国银行的名称四处奔波……回望这些历史细节,党领导的正确的财经工作方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我们的初心所在。

  为了做人民币发行的准备,年逾花甲的董必武在大新公司印刷厂彻夜未眠;为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年过半百的南汉宸四处奔走……新中国金融事业的缔造者们,他们用算盘计算出应对军事需要、解放全国的各项财经管控指标,成功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套法定货币,他们为保障物价稳定,通畅供给呕心沥血。

  在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这些伟岸身影,能鼓舞人们愈加奋进。

  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拟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华北财办担负任务艰巨,它的领导人相当于财经工作的“总司令”,必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方能服众;必须找一位精通经济、政治、法律的学者型干部,才能不负使命。华北财办的主任一职由谁来出任呢?

  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并组织统一的财经工作。董必武在党内威望很高,既懂法律,也清晰中央的财经统一战略意图,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

  董必武深知,这一职务责任重大,面临困难不小,但他痛快地接受任务。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

  经过调研,董必武发现了货币不统一的诸多不便,各解放区货币无法流通,给军事斗争和经济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他深知,统一货币不能一蹴而就,要稳步推进。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按照中央指示,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确定了八项任务,其中一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新中国中央银行的设立被提上了日程。

  建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需要印制大量钞票。在物资匮乏、设备落后的解放区,纸张从何而来?纸张和钞票如何运来?印刷机器如何解决?落后的石印设备如何印制新中国的“名片”?

  1947年9月下旬,在南汉宸陪同下,董必武出发赶到阜平,考察代号为“大新公司”的印刷厂。看到简陋的设备,落后的生产工艺后,董必武陷入了沉思。他经过一夜精密计算,严谨地考量了石印机、打号机等设备的生产效率,发现现有的印制水平根本不能满足印制需要,且纸张和彩色油墨奇缺。

  马林介绍说:为解决纸张问题,董必武主张经过东北从苏联代买一万令水纹纸,并请东北方面代印。利用东北接收日伪政权的先进印刷设备及彩色油墨等印制统一的票币。考虑到从东北运送票币的安全问题,董必武决定票币裁切这道工序放在关内印钞厂进行。董必武考虑得非常详尽,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可见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董必武从宏观战略角度,分析了解放战争进程以及日后新政权的需要。他认为,目前筹备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属于战时货币,因此,不能作为永久性通用货币,也不宜与含金量挂钩。这一基本定位,足见其远见卓识。

  经过周密筹备,1948年12月1日,董必武签发了《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

  在董必武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一批人民币开始陆续发行。为解放战争最后胜利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稳定及发展,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1947年,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财办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任副主任。此时南汉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建新中国的中央财政及银行工作。

  在被派往财办之前,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的南汉宸,就为财经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

  早在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财政和经济工作遇到了极严重困难。南汉宸临危受命,承担起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一职。他主张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建立和健全边区税收政策;征收公粮,解决边区粮食问题。在他和同志们努力下,边区顺利渡过了经济困难的“寒冬”。

  南汉宸在最艰难环境下,为边区的生存和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有胆有识,有许多过人之处。

  1947年,华北财办成立后不久,9月14日,邓子恢、张鼎丞、舒同三人给中央工委发电,建议联合六大解放区的各家银行,创办“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

  董必武找到南汉宸,给他看了“9·14电”。南汉宸明白董必武的用意,但他也有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银行名称不能确定,很多工作无法确定,钞票设计、制版工作更无从着手。“如果名称不定,一切无法进行。”于是,董必武指示南汉宸,征求意见,早日确定名称。

  马林在相关档案、日记等资料中发现了“人民银行”名称缘起的细节: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南汉宸找到老战友何松亭,何松亭提出,我们的银行不如叫“人民银行”。南汉宸将“人民银行”的名称汇报给董必武,董必武当即加上“中国”两个字,“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此诞生。

  1948年11月18日,兼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召开第三次政务会会议时做出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南汉宸立即加快部署,抓紧时间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对有关部门下了限时完成的“死命令”。

  从1948年至1954年,南汉宸在人民银行总经理、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他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据马林介绍说,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入北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接管官僚资本银行,迅速建立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在南汉宸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建立起总行、区行、分行、支行四级机构。在大行政区设区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分行,县设支行;同时,南汉宸主持建立各专业银行:接管中国银行后,没收其官股,保留私股权益,改组董事会,南汉宸任董事长。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对交通银行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接管,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南汉宸组织接管了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在接管接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快速建立了人民银行组织体系。接管各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进行改造。同时,取消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在南汉宸主持下,早在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胜利完成。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银行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对财经工作的一腔热忱和过人智慧,南汉宸行长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币顺利流通,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1947年,曾给中央工委书记发电,特别强调,要把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此时,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任副主任。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

  1947年,军事斗争愈加激烈,后勤补给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为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保障。

  作为华北财办副主任,杨立三为严格财经管控指标,统一财经工作做了大量细致严谨的工作。

  1947年10月,杨立三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刘邓野战军,其后勤供给繁重和艰巨程度达到了空前,尤其是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将超过红线%。随即发电给陈毅、粟裕,提出要熟悉无后方作战,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一切从敌方、敌区补给。杨立三对财经管控指标的严格落实,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北财经会议期间,物资紧缺的解放区,竟然给每位参会代表定制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在纸张严重匮乏的解放区是极其奢侈的物品,足见主办方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有一个在封面写有杨立三名字笔记本,被马林注意到,他希望找到这本笔记,打开看看,杨立三究竟在华北财经会议期间写下过哪些笔记?当马林费尽周折,有机会翻开它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整本笔记空无一字。原来,在纸张奇缺时代,杨立三也没有舍得使用这个本子,而是将笔记记在了烟盒背面,足足有一大摞。

  党的财经干部,就是在这样经济拮据、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严格制定并执行财经工作方针,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解放战争期间,杨立三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兼经济部长、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华北后勤部外线司令、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职,为解放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财经支持。

  何止是董必武,又岂止是南汉宸、杨立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经济工作队伍中,邓子恢、张鼎丞、胡景沄、何松亭,秦炎、武子文、王厚溥、孙及民、武博山、石雷、赵善普……都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人民币顺利发行以及新中国金融伟业贡献了青春、勇气、汗水和智慧,他们构筑了新中国金融伟业坚固的基石。(下)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备案号:1101084565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